2014年的初秋，长春红旗街的梧桐叶刚染上黄边，夜里的风就带着劲儿了。我和刘洋把龙口的工作辞了，回了他的老家长春，凑钱在这开了家小蛋糕店，吃住都在后屋那间十平米的隔间里。店门正对着老百货大楼，夜里关店后，街上的霓虹灯能透过卷闸门的缝隙，在地板上投下道惨白的光。
那天傍晚收了摊，刘洋他妈送来袋酸菜饺子，说立秋得吃点热乎的。我本就肠胃弱，夜里三点多突然被疼醒，趴在隔间的马桶上吐得昏天暗地，胆汁都快呕出来了。刘洋睡得死沉，呼噜声盖过了我冲水的动静。
想去前店找点温水，刚拉开隔间门，就听见裱花间传来“窸窸窣窣“的声响。
初秋的夜风顺着门缝往里灌，卷着股奶油混着铁锈的怪味。我扶着墙挪到裱花间门口，看见操作台上的打蛋器在自己转，不锈钢盆里的蛋清被打得发泡，溅得满台都是，像谁撒了把碎雪。
“洋洋？“我嗓子哑得厉害，没人应。后屋的呼噜声还在继续，这小子睡得跟头死猪似的。
打蛋器突然停了。操作台最里面的玻璃柜开了道缝，里面摆着昨天没卖完的港式蒸蛋糕，现在正少了块，露出的截面沾着根长发，黑得发亮，缠在白色蒸蛋糕纸上。
我后颈的汗毛瞬间竖起来了。店里就我和刘洋两个大男人，谁会有这么长的头发？
转身想叫醒刘洋，脚却踢到个东西——是把不锈钢蛋糕铲，平时都挂在墙上，现在却躺在地上，铲刃上沾着点暗红色的东西，像没擦干净的果酱，又像凝固的血。
就在这时，玻璃柜突然“咔哒“响了声，那道缝开得更大了。我借着从卷闸门透进来的霓虹灯，看见里面多了只手，白得像泡在水里的馒头，正捏着块蛋糕往柜门外递。
“呕——“胃里又是一阵翻江倒海，我扶着门框干呕，再抬头时，手不见了，玻璃柜关得严严实实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。
“你咋了？“刘洋揉着眼睛从后屋出来，头发睡得像鸡窝，“大半夜的不睡觉......“
他话没说完就愣住了。操作台的打蛋器还在转，蛋清溅得到处都是，玻璃柜前的地板上，散落着几块啃过的蛋糕，齿痕又细又浅，不像成年人咬的。
“这......这啥情况？“刘洋的声音都抖了，“咱店招贼了？“
我没说话，指着玻璃柜里的港式蒸蛋糕。昨天刚做的，现在上面多了个清晰的手印，五个指印陷在奶油里，小得像孩童的手，却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——那手印是湿的，边缘凝着层白霜，像是从冰窖里伸出来的。
“我去调监控！“刘洋转身就要去开电脑，却被我拽住了。店里的监控上个月就坏了，老忘修，根本拍不到东西。
风突然变大了，卷闸门被吹得哐哐响，像是有人在外面使劲撞。裱花间的窗户没关严，窗帘被吹得鼓起，贴在玻璃上，印出个模糊的影子，瘦小的，像是个蹲在窗台上的小孩。
“红旗街以前是老坟地。“我想起刚搬来时隔壁面馆老板说的话，“二十年前盖百货大楼，挖出来过小孩骨头......“
刘洋的脸瞬间惨白。他就是长春人，知道些本地的旧事。据说当年挖地基时，确实出过事，有个捡破烂的老太太在工地上发现个红布包，里面裹着截小胳膊骨，没过几天就疯了，总说夜里有小孩跟她要蛋糕吃。
就在这时，玻璃柜又响了，这次是从里面传来的，像是有人在用指甲刮玻璃，“沙沙沙“的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
“走！“我拽着刘洋就往门口冲，手刚碰到门锁，就听见身后传来个小孩的笑声，脆生生的，像咬碎冰糖的动静。
我们连滚带爬冲出店门，站在空无一人的红旗街上，看着卷闸门里透出的灯光，那刮玻璃的声音还在继续，混着打蛋器的嗡鸣，像支诡异的摇篮曲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请了锁匠换了新锁，又在店里贴满了符纸。可从那以后，只要关店晚了，裱花间总会出事——要么是蛋糕被啃得乱七八糟，要么是打蛋器自己转起来，最吓人的是，玻璃柜里偶尔会多出些小玩意儿，掉漆的塑料珠子，半截断了的红头绳，像是哪个小孩落下的。
直到深秋的一天，老周突然从龙口打来电话，问我们是不是在长春红旗街开店。他说十年前在那边做建材生意时，见过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，总在工地附近转悠，后来在一次塌方里被埋了，挖出来时，手里还攥着块没吃完的蛋糕。
挂了电话，我和刘洋看着操作台上自动转起来的打蛋器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那天起，我们每天关店前，都会在玻璃柜里留块小蛋糕，上面插根蜡烛。
再后来，店里没再出过怪事。只是每个下霜的清晨，我总能看见玻璃柜上凝着层薄薄的白霜，霜上印着个小小的手印，像是在说“谢谢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