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往前的二十来年里，他就以陈道益的名字出现，这段时间的日记很少，有时候一年都没有写一次，他的身份是在重庆的一家钢铁厂里做炉前工和水媒工等工作，日记上写的都是一些跟炼铁有关的资料。
再往前就是抗日战争这个时间段了，陈道益应该觉得这段时间的经历比较珍贵，因此在这段时间写了大量的日记，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写一次。在这一段的日记中，他还鲜有的提到了一些他在清朝时期的经历，来跟抗日时期的经历做类比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该日记出自同一个人之手。
由于这段时间的日记有很多，如果从尾读到头，很多事情就不是太清楚，所以天一就从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开始看。在该年，他的名字叫陶之章，他的身份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他当时是盐都自贡的一名小盐商，经营的商号叫“胡馨堂”，抗战爆发后，海盐生产被破坏，运道阻断，盐源迅速减少，全国逐渐出现食盐供不应求的情况，一些靠近前线的地区甚至发生盐荒。1938年初，国民政府便要求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15万吨。自贡盐场获得了迅猛发展，大批的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，自贡也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
当时的陶之章可谓是事业有成。有一妻子，三个儿子。儿子最小的十七岁，最大的二十二岁。他最喜欢他的小儿子，小儿子长得特别像他，妻子也贤惠，平常在商号帮忙打理生意，一家五口也算是小康之家了。但好日子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，也迅速到头了。不但税赋按倍来增加，从前线也不断传来失利的消息。
自贡也已经举行了几次欢送出川将士大会，当时的出川士兵，基本上是由普通农民组成，年龄在18到40岁，在经过短暂的军事训练后，就踏上了抗日的血肉战场。陶之章的邻居或盐工，都有参军或叫儿子参军。当时川军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装备，上身穿破旧的军衣，下身穿短裤并绑脚，穿草鞋，手握“老套筒”步枪，身背大刀。很多人在参军后就没有了消息，他身边的朋友也陆续有人收到政府签发的“荣哀状”，收到的家人都嚎啕大哭，很多的父母都特别害怕政府的人来，怕的是带来这个东西。慢慢地，整个自贡都沉浸在一片悲伤的氛围中。但另一方面，人民的抗战热情也高，满大街都贴满了抗日宣传画，街头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募捐活动，虽然是战时状态，但整个社会秩序还算稳定。陶之章也想叫大儿子去参军，但妻子坚决不同意，他也说不过妻子，只好作罢。
但到了1939年，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。国民政府的征兵制度出现了转变，实行了“二丁抽一，三丁抽二，独子不应征”的征兵政策。陶之章的两个儿子就这样被征了兵，这时候跟两年前的情况大不一样，前期送上前线的士兵的父母，基本上都收到了“荣哀状”，大部分的士兵已经捐躯沙场。从日记里看，他当时送别两个儿子后跟妻子一天一夜都没吃一点东西，也没有睡觉，两个人恍恍惚惚了好久，妻子轮流在他们两兄弟睡过的床上睡，有好多个晚上都是哭湿了一大片的枕头。他就默默地收拾两兄弟玩过的玩具，用过的碗筷，穿过的衣服，盖过的被子，用两个小木箱分别放起来。日记里写满了他跟两个儿子以前相处的点点滴滴。看到这里，天一也眼角湿润了，一个普通人在时代的大轮下，无论内心多么的不舍，也要无奈地付出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感受不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