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6月的雨，把漂河镇的土路泡成了烂泥。我站在派出所门口，捏着那张临时回执单，望着镇口的客车时刻表——最后一班去长春的车，二十分钟前刚走。
兜里的手机震了震，是户籍科民警帮我联系的摩的司机打来的，告诉我摩托车坏了，在镇上唯一的农机修理铺修呢，让我多等会，我也没事就去看看在修理铺一起等，师傅鼓捣了半天说今天没戏了，没有件！明天再说吧！
“去老王家旅店吧。”修理铺老板叼着烟，指了指镇东头那栋灰楼，“就他那儿还开着，就是……空了好些年了。”
老王旅店的招牌掉了半块，“旅”字的右半边塌了，只剩个“方”字，在雨雾里歪歪扭扭。推门时铁锁“吱呀”一声，像谁在喉咙里卡了口痰。吧台后坐着个老太太，头发白得像霜打了的棉絮，左眼用块黑布蒙着，手里摩挲着个缺角的搪瓷缸，缸沿上的红漆褪得只剩点印子，像没擦净的血。
“有证？”她的声音哑得像砂纸蹭木头。
我把回执单递过去。她用没蒙布的右眼扫了扫，从抽屉里摸出串钥匙，铁环碰撞的声响在空荡的大厅里荡来荡去。“二楼302。”
楼梯踩上去颤巍巍的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朽木上。走廊里没灯，墙纸上的牡丹被潮气泡得发涨，卷边的地方露出底下的黄土，302的门推起来格外沉，屋里一股霉味混着胭脂香，呛得人直皱眉。
床上的褥子硬邦邦的，摸上去湿乎乎的。床头柜上摆着个相框，玻璃蒙着灰，里面的女人穿件红衬衫，梳着麻花辫，笑起来嘴角有个梨涡，看着不过二十出头。
“那是秀莲，老王的闺女。”老太太不知何时站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个豁口碗，碗里盛着小米，插着三炷香，香灰积了厚厚一层，“十年前死在这屋，跟你一样，回来换证。”
我后背一凉。十年前，漂河镇确实出过事。有个姑娘在镇口被拉沙子的卡车撞了，尸首都没凑齐，最后是凭着身份证上的照片认出来的。听老家的人说，那姑娘头天刚在供销社扯了块红布，要给未婚夫做衬衫。
“她就爱穿红的。”老太太把碗放在床头柜上，右眼直勾勾盯着我，“出事那天，红布还攥在手里呢，血把布浸透了。”
雨突然大了，砸在窗玻璃上噼啪响。窗台上搭着件红衬衫，领口绣着小牡丹，袖口沾着黑褐色的印子，像没洗净的血。
“这是……”我的声音发颤。
“秀莲的。”老太太用铜烟杆指了指，“老王舍不得扔，总摆在这儿。”
躺下没多久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很轻，像女人的布鞋踩在地板上，停在302门口。
“叩叩叩。”
“谁？”我攥紧了手机。
“大哥，借个火呗？”女声怯生生的，带着鼻音，“我打火机丢了。”
我猛地摸向裤兜——早上在小卖部买烟时送的打火机，红壳的，上面印着“漂河”二字，我根本没掏出来过。
“我没火。”
门外的人没走，反而笑了，那笑声像羽毛搔耳膜：“我看见你兜里有，红壳的，跟我男人以前用的一样。”
床头柜上的相框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玻璃碎了一地。借着雨光，我看见照片上的红衬衫变成了白寿衣，女人的脸模糊了，只有嘴角的梨涡还在，黑洞洞的。
“我的身份证……还没换呢。”门外的声音突然变尖，像指甲刮玻璃，“你帮我去问问？就说王秀莲，住302。”
脚步声往屋里来，踩在碎玻璃上“咔嚓”响。门缝里的雨光映出双绣花鞋，红缎面的，鞋头绣着鸳鸯，鞋跟沾着黑泥，像从坟里扒出来的。
“啊！”我抄起墙角的扁担砸向门口，扁担杆撞在门板上巨响。再看时，绣花鞋不见了，碎玻璃拼出个小巧的脚印，正合相框里女人的脚码。
我连滚带爬冲下楼，膝盖磕在台阶上钻心疼。大厅里空无一人，吧台的搪瓷缸里，水变成了暗红色。
“秀莲，别吓着客人。”老太太的声音从后院传来，“他明天还要换证呢。”
我没敢回头，冲出旅店往镇西头跑。玉米地里的风吹过，叶子哗哗响，像无数只手在抓挠。跑到派出所时，天蒙蒙亮了。
“你是昨天换证的小李吧？”值班警察递来杯热水，“刚才有个穿红衬衫的姑娘打电话，说302的客人落了东西，让我捎句话——她的新证，不用取了。”
我接过热水的手止不住地抖。后来听修理铺老板说，那天早上有人看见302的窗户开着，一件红衬衫挂在窗台上，被雨水泡得透湿，风一吹，像个悬在半空的人。
拿到新身份证后，我再也没去过漂河镇。只是每次看到身份证上的照片，总会想起302房的相框——那姑娘嘴角的梨涡，和我左脸的酒窝，长得一模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