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回东北老家(1 / 1)

2015年6月的雨,把漂河镇的土路泡成了烂泥。我站在派出所门口,捏着那张临时回执单,望着镇口的客车时刻表——最后一班去长春的车,二十分钟前刚走。

兜里的手机震了震,是户籍科民警帮我联系的摩的司机打来的,告诉我摩托车坏了,在镇上唯一的农机修理铺修呢,让我多等会,我也没事就去看看在修理铺一起等,师傅鼓捣了半天说今天没戏了,没有件!明天再说吧!

“去老王家旅店吧。”修理铺老板叼着烟,指了指镇东头那栋灰楼,“就他那儿还开着,就是……空了好些年了。”

老王旅店的招牌掉了半块,“旅”字的右半边塌了,只剩个“方”字,在雨雾里歪歪扭扭。推门时铁锁“吱呀”一声,像谁在喉咙里卡了口痰。吧台后坐着个老太太,头发白得像霜打了的棉絮,左眼用块黑布蒙着,手里摩挲着个缺角的搪瓷缸,缸沿上的红漆褪得只剩点印子,像没擦净的血。

“有证?”她的声音哑得像砂纸蹭木头。

我把回执单递过去。她用没蒙布的右眼扫了扫,从抽屉里摸出串钥匙,铁环碰撞的声响在空荡的大厅里荡来荡去。“二楼302。”

楼梯踩上去颤巍巍的,每一步都像踩在朽木上。走廊里没灯,墙纸上的牡丹被潮气泡得发涨,卷边的地方露出底下的黄土,302的门推起来格外沉,屋里一股霉味混着胭脂香,呛得人直皱眉。

床上的褥子硬邦邦的,摸上去湿乎乎的。床头柜上摆着个相框,玻璃蒙着灰,里面的女人穿件红衬衫,梳着麻花辫,笑起来嘴角有个梨涡,看着不过二十出头。

“那是秀莲,老王的闺女。”老太太不知何时站在门口,手里端着个豁口碗,碗里盛着小米,插着三炷香,香灰积了厚厚一层,“十年前死在这屋,跟你一样,回来换证。”

我后背一凉。十年前,漂河镇确实出过事。有个姑娘在镇口被拉沙子的卡车撞了,尸首都没凑齐,最后是凭着身份证上的照片认出来的。听老家的人说,那姑娘头天刚在供销社扯了块红布,要给未婚夫做衬衫。

“她就爱穿红的。”老太太把碗放在床头柜上,右眼直勾勾盯着我,“出事那天,红布还攥在手里呢,血把布浸透了。”

雨突然大了,砸在窗玻璃上噼啪响。窗台上搭着件红衬衫,领口绣着小牡丹,袖口沾着黑褐色的印子,像没洗净的血。

“这是……”我的声音发颤。

“秀莲的。”老太太用铜烟杆指了指,“老王舍不得扔,总摆在这儿。”

躺下没多久,门外传来脚步声,很轻,像女人的布鞋踩在地板上,停在302门口。

“叩叩叩。”

“谁?”我攥紧了手机。

“大哥,借个火呗?”女声怯生生的,带着鼻音,“我打火机丢了。”

我猛地摸向裤兜——早上在小卖部买烟时送的打火机,红壳的,上面印着“漂河”二字,我根本没掏出来过。

“我没火。”

门外的人没走,反而笑了,那笑声像羽毛搔耳膜:“我看见你兜里有,红壳的,跟我男人以前用的一样。”

床头柜上的相框“啪”地掉在地上,玻璃碎了一地。借着雨光,我看见照片上的红衬衫变成了白寿衣,女人的脸模糊了,只有嘴角的梨涡还在,黑洞洞的。

“我的身份证……还没换呢。”门外的声音突然变尖,像指甲刮玻璃,“你帮我去问问?就说王秀莲,住302。”

脚步声往屋里来,踩在碎玻璃上“咔嚓”响。门缝里的雨光映出双绣花鞋,红缎面的,鞋头绣着鸳鸯,鞋跟沾着黑泥,像从坟里扒出来的。

“啊!”我抄起墙角的扁担砸向门口,扁担杆撞在门板上巨响。再看时,绣花鞋不见了,碎玻璃拼出个小巧的脚印,正合相框里女人的脚码。

我连滚带爬冲下楼,膝盖磕在台阶上钻心疼。大厅里空无一人,吧台的搪瓷缸里,水变成了暗红色。

“秀莲,别吓着客人。”老太太的声音从后院传来,“他明天还要换证呢。”

我没敢回头,冲出旅店往镇西头跑。玉米地里的风吹过,叶子哗哗响,像无数只手在抓挠。跑到派出所时,天蒙蒙亮了。

“你是昨天换证的小李吧?”值班警察递来杯热水,“刚才有个穿红衬衫的姑娘打电话,说302的客人落了东西,让我捎句话——她的新证,不用取了。”

我接过热水的手止不住地抖。后来听修理铺老板说,那天早上有人看见302的窗户开着,一件红衬衫挂在窗台上,被雨水泡得透湿,风一吹,像个悬在半空的人。

拿到新身份证后,我再也没去过漂河镇。只是每次看到身份证上的照片,总会想起302房的相框——那姑娘嘴角的梨涡,和我左脸的酒窝,长得一模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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